院体书法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，其盛行得益于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热爱，这一风尚随后在唐代皇室中代代相传，翰林、待诏纷纷效仿，形成了翰林院的通行书体，即所谓的“院体”。
进入宋代，院体书法的风气依旧盛行，但书体风格随皇帝的更迭而有所变化。宋太宗的书法虽真迹不存，但其在《绛帖》中的作品备受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等书法大家的赞誉。苏轼称赞太宗“以文德致太平，天纵之能，溢于笔墨”，黄庭坚亦称其“妙尽八法”，米芾则言太宗“精书法，草入三昧，行书无对”。
在宋太宗时期，王著因擅长书法而被重用，其书法虽受到家法影响，但也被批评为“病韵”。王著在翰林院任职期间，其书法风格影响了当时的书诏，形成了具有宋代特色的院体书法。然而，这种风格并未完全脱离王羲之的影响，北宋黄伯思在《东观余论》中指出，当时侍书辈多学王著书法，但往往学不到精髓，反而失去了高韵，因此被称为“院体”，士大夫们对此并不热衷。
到了元祐年间，苏轼虽然名满天下，但其书法风格并未对院体书法产生显著影响。黄庭坚在为苏轼辩护时提到，当时翰林侍书的绳墨尺度与苏轼书风截然不同。然而，这一局面在南宋初年发生了改变，宋徽宗赵佶自创瘦金体，一改久已流传的二王面目，对士人书法也产生了影响。
徽宗不仅擅长书法，还重建了“书学”，以培养书法人才。书学的建制在隋唐已有，但入宋后久废。赵佶设置书画院，不仅培养画家，还培养誊写诏书的待诏。书学的教学内容涵盖了篆、隶、草等多种书体，考试标准也十分严格。在赵佶的遴选和培养下，书学生们逐渐成长为具有一定天分和笔墨精熟的书法人才。
南宋初年的两件告身《司马伋告身》和《吕祖谦告身》揭示了徽宗书风对南宋院体书法的影响。这两件作品都是用长锋硬毫快速书写的，既无传统的王羲之风格的院体痕迹，也不像北宋文人书法那样“尚意”，甚至也没有高宗赵构和孝宗赵昚的书法体貌。相比之下，它们与徽宗亲笔的《题文会图》和《蔡行敕卷》在风格上更为接近。
《蔡行敕卷》书写于政和四年（1114年），书法风格与徽宗极为相似，运笔如行云流水、毫无凝滞。而两件南宋告身虽然大体上风气一致，但在用笔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，如横折的出角、竖钩的出锋等，这些都显示了徽宗书院教义中“隶学王、欧、虞、颜、柳”所对应的用笔和结字特点。同时，两件告身在风格上也体现出了从徽宗圆熟的行书到《集王圣教》的结合与演变。
《司马伋告身》与《吕祖谦告身》虽然相隔十年，但它们的结字用笔大体相似，后者更加熟练老到，显示了书写者在书法上的成熟与进步。从书写时间来推断，这位待诏在初入徽宗书学时年纪尚轻，而到书写《吕祖谦告身》时已是古稀之年。能够把徽宗圆熟的行书与《集王圣教》结合在一起，显示出这位书学生的卓越才能。
